陈艾娃（Ava Chin，音译）童年最早的记忆之一，是每个周日早晨听祖父讲故事。那些故事不只是关于他的祖先，或他在中国的童年，更讲述了他们家族在美国历史上的重大贡献。
最引人入胜的是她祖父讲述他的祖父袁松（Yuan Son，音译）的故事。19世纪60年代，还是青少年的袁松来到美国，参与修建太平洋铁路（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六年后，这条铁路于1869年完工，首次连接起美国东西海岸，被誉为19世纪的工程奇迹。在这项浩大的工程中，1万5000名工人中有1万3000人是华工。然而，在1869年5月10日的“金色道钉”竣工典礼上，政治家与官员站在镜头前，成为纪念这一历史时刻的官方照片的主角，而华工却不见踪影。
尽管如此，陈艾娃的祖父总是带着自豪回忆袁松修建铁路时的经历。然而，他始终未曾提及的是，1869年铁路完工后不久，欧美爆发金融危机。1873年5月，维也纳股市崩盘，随后纽约一家大银行倒闭，引发恐慌，纽约证券交易所被迫首次关闭。这场危机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萧条之一，后来被称为“1873年恐慌”或“长期萧条”。
在经济动荡中，反华情绪迅速升温，暴力事件在美国西部不断升级。在民粹主义压力下，美国国会于1882年通过了《排华法案》，禁止华工移民，并剥夺他们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权利。在抵达美国近三十年后，袁松在爱达荷的家中被一群白人居民围住，他们高喊：“中国人必须离开！”强迫他离开自己居住数十年的家。陈艾娃在《勿街：一个美国华裔家族遭遇排斥与归根之旅》一书中详细描写了这一段历史。她说，外祖父在她年幼时刻意避开这些太过沉重的回忆，但她在这本获奖纪实文学作品中，努力揭开这段历史中的残酷真相。《勿街》于2023年出版，近日入选2025年“马里兰共读一本书”前十佳作，并被提名为2024年PEN美国开放图书奖决选作品。
陈艾娃谈及写作动机时表示：“我一直在思考我们的社区，以及那些老一辈美国华裔因排华政策而背负的耻辱感。过去很多家庭成员因为排华法案的限制，只能以虚假身份来美。长时间以这种虚假身份生活，往往会对家庭数代人产生影响，传递一种羞耻感，也让人们对过往难以启齿。”
作为在皇后区出生长大的第五代美国华裔，陈艾娃也希望自己12岁的女儿美美（Mei Mei，音译）能够了解这段历史。她不想让美美在课堂上无意间听到这些真相时感到震惊。事实上，陈艾娃说女儿往往比老师更了解这些历史。有一次，美美的二年级老师提到那张著名的铁路竣工合影时，美美立刻指出照片中没有华工。当老师回应说“大家都参与修建了铁路”时，美美当即纠正：“不，大多数人是华工。”陈艾娃回忆说，这次对话促成了她和女儿受邀一起为全班上了一节课。
如今，陈艾娃在纽约市立大学教授纪实文学与新闻写作，她不仅担任研究生院美国研究证书项目的主任，也在史丹顿岛学院英文系任教。她曾是一位诗歌朗诵艺术家，这一背景也赋予了《勿街》有声书版本的独特表现力。大多数书籍是为阅读而写，并不适合被聆听，而陈艾娃的朗读节奏与语感完美贴合文字，她坦言，为此下了很大功夫。
陈艾娃说：“录制有声书的时候，我一直在想：美美长大后可以听这个。等我老去，或是糊涂到不记得自己是谁了，我就让她放给我听，好让我记得我是谁。”
中文版较英文版略有删减，以下为部分访谈内容。
问：在书的开头，你提到自己童年时心中充满疑问：“那些早年来到美国的家族成员是谁？他们彼此之间是什么关系？我又与他们有什么关联？”在你逐一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后，内心总体上有着怎样的感受？
答：我确实感到自己与家族之间的连结更加深厚，也对“美国华裔”与“美国亚裔”的身份认同有了更强烈的体会。相比一般的华人移民或华裔、亚裔，我对我们在这个国家的悠久历史有着更长远、更立体的理解，也对“作为在美华人”这一身份的历史遗产，有了更深的体悟。
尽管我从小与父亲疏离，对他以及我曾疏远的家族成员也有许多复杂而矛盾的情感，但在创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感觉自己能更理解他们一些了。设身处地去思考他们所承受的压力——作为一个“有证移民”却靠虚假身份在美国生活的华人，那种心理与现实的压力几乎等同于“无证移民”。移民局突袭时，他们依然感到恐惧。虽然他们手中有身份证明文件，但仍然遭到政府的怀疑。
我们的社区是第一个被要求持有身份证明文件的族群。当年正值“纸质身份文件”制度推广初期，几乎任何一个白人，无论是不是执法人员，都可以在街上要求你出示证件。如果你拿不出文件，就可能面临被遣返的风险，劳役一年，很重的劳动，然后被遣返。这种情况从19世纪80年代一直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我书中描写的多数家族成员，正是在这种环境下生活的。
不久前，我在一所大学的课堂上做讲座，有学生问我关于陈安（Chin On，音译）的事——他是我曾祖父，是安良堂（唐人街最早的商人和商贩组成的组织，现美国安良工商会）的话事人，也是一名好色之徒、鸦片吸食者、坏男孩，而且非常暴力，对妻子和孩子暴躁且暴力。学生们问，‘他对妻子和孩子非常暴力。怎么会这样？’他们真的被这件事震惊了。
我告诉他们，我当然无法为他的暴力行为开脱，他确实对孩子和家人非常刻薄且暴力。但经过研究之后，我多少能理解，作为一个生活在这种条件下的人，你完全被剥夺了公民权，你没有投票权，你不能成为公民，这意味着你不能成为职业人士。你不能投票废除这些恶劣的法律。考虑到所有这些压力，也许你能控制的就是你家里比你更弱势的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情况。
问：这其实也回应了我原本想问的另一个问题：唐人街中父权传统的历史根源是什么。你曾写道：“麦莲（Mak Lin）离开生活的小山村最远只去过台山，如今却身处纽约一个由台山人构成的小社区，但发现这个社会比她离开的故乡更父权。”你觉得华人父权结构在唐人街如此根深蒂固的原因是什么？
答：纽约的唐人街本就承袭了中国社会的父权结构，但移民法律的限制让这一结构变得更为极端。当时的法律非常刻意地限制女性入境，即便是已婚女性。这是一种极具操控性的制度安排。
只让男人进来，甚至想方设法禁止他们的后代入境，其实就是要让华裔人口在美国始终维持在一个弱势、零散的状态。如果他们的妻子或女人不能来，那就无法在美国生育新一代。这就是为什么在《排华法案》前，由于淘金热与铁路建设的关系，西海岸有大量的华人；但随着法律变化与反华情绪高涨，人口迅速减少。一旦一个社区几乎全是男性，自然就会形成更封闭、更极端的父权文化。
问：你在书中也提到，近年来你路过勿街44号时，想起一个亲戚曾在那经历过的创伤性事件。而你的女儿美美与那栋建筑擦肩而过时却完全不知情。你如何看待“深知历史真相”与“不背负历史负担地生活”这两种状态的巨大落差？俗话说得好，无知是福。
答：一方面，作为母亲，你当然希望孩子相信平等和公正，也希望她能在这样一种信念中成长。但我们也清楚，现实世界里仍存在不平等、歧视与种族主义。我在新冠疫情前、特朗普第一次当选总统前就开始写这本书，那段时期要向美美解释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其实是非常艰难的。
我一直有意识地向女儿讲述“排华”历史，以及我们社会如何因政治风向的不同，在不同时期将特定群体排斥在外。我认为这些不仅是成人需要知道的内容，孩子也必须了解。因为如果我们不反思历史，它就会不断重演。尤其是在选举年，这些问题总会再次浮现。
问：确实如此。你书中的这一段让我思考，人类是多么容易完全抛弃人性。这段写道：“大量来自东部、正在寻找工作的白人移民蜂拥而至，而他们所搭乘的铁路正是华工辛苦修建的。他们中有许多是刚到美国的新移民，当发现那些大型承包工作多由华人所掌控时，感到极度不满，这些工作不仅包括开采银矿和石英矿，还涉及制造业、渔业、农业和伐木业。” 他们加入了多个团体，“不断煽动驱逐华人的情绪。许多地方的法官、政客和商人也参与了这些反华运动。”
类似的排斥与歧视行为，如今依然存在。你做了如此深入的研究，在探究人们如何为排外性的法律与情绪辩护时，最令你感到意外的是什么？
答：首先让我震惊的是，很多来自欧洲、彼此在原籍国相互憎恨的新移民，在来到美国之后，突然因为劳工问题、就业不稳和当时的经济萧条等因素团结在一起，以“白人男性”或“白人劳工”的身份树立自我认同，却无法理解不同种族的人也要挣钱养家，也需要养活在远方的亲人。他们完全把“异族”当成“异类”，甚至不再把他们当作人看待，这让我极为震惊。
而且不仅是普通工人，连镇长、治安官及其副手，甚至街边商铺的老板，那些明明认识当地华人商人的人，都深陷这种仇恨情绪中。仇恨之强烈，以至于记者和报社老板也争相附和，民族主义情绪之高涨，让许多想竞选公职的人干脆借助反华情绪，一路煽动暴力，直到赢得选举。
让我更震惊的是，现在所发生的一切是如此倒退。某些政客借助反移民的浪潮一路上位，排外的言论一次又一次卷土重来。当副总统万斯在俄亥俄州发表针对海地移民的仇恨言论时，我感到愤怒，也感到无比心痛，我非常感同身受因为这与19世纪时别人对我族人的描述如出一辙。那种排斥的言论至今仍在重演。当他们开始拿你和动物相比，或者说你会吃别人的宠物时，那已经不是倒退，而是彻底的退化。我很欣慰地看到美国海地裔小说家埃德维奇·丹蒂卡特（Edwidge Danticat，音译）写了社论反驳这种言论，我知道你也采访过她。
问：谢谢你，我也很欣慰。那你在写书中一些靠想象描绘的叙述性内容时，会担心真实性的问题吗？比如埃尔瓦和第一任丈夫的新婚之夜。
答：我曾接受新闻记者的训练，从不相信在不记笔记的情况下写引语。但后来我意识到，我写的是早已逝去、生活在遥远过去的人。如果我想让读者真正理解这些人是谁，理解他们作为移民所面临的艰难处境，我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叙述性写作使这些家庭故事“复活”。
当然，我也尽可能地采访许多人，反复求证、交叉验证他们的讲述，也阅读了其他书中发表的内容，翻看家属留下的文献，查阅《排华法案》档案。
然而，排华浪潮其实颠覆了传统做法。一般来说，官方文件比口述历史更接近事实，因为口述会随讲述人和时间而变化。但在排华情绪下，情况完全相反——很多官方档案里的信息本身就是一种虚构。真正要讲述这些人的经历，我很荣幸地听到了他们口口相传的故事。因为只有那些故事，才透露出华人在那个时期真实遭遇的艰辛。而这些都不存在于官方文件中，官方文件几乎是把每一个华人都视为“嫌疑人”来对待的。
问：你在书的尾声引用了由理查德·罗杰斯 (Richard Rodgers，音译) 作曲，洛伦兹·哈特 (Lorenz Hart，音译) 填词于1925年发表的歌曲《曼哈顿》中的一句话：“你告诉我，有哪条街能比得上七月的勿街。”那您觉得，七月的勿街，为什么特别迷人？
答：（笑）嗯，我当然可以告诉你勿街的特别之处是什么。我也可以告诉你七月的勿街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勿街是老华埠的主干道。如果你对大纽约地区的华人提及“勿街”，他们立刻就知道你指的是唐人街。那七月的勿街为何特别？是因为食物，还有当天气变暖时，勿街街边店铺都开着门，有种室内外融合的感觉，行人可以直接走进店里，门口是完全敞开的，窗户也是打开的。
我有一些朋友曾被纽约移民记事网（Documented）报道过，比如心目华埠（Think!Chinatown）。他们会在勿街和莫斯科（Mosco）街口举办街头派对。其实不仅仅是七月，一整年你都能在勿街看到人们推着各式各样的手推车和小车来来往往，就像十九世纪一样，在没有汽车之前，人们靠马车、靠手推车来运货，现在还是这样，延续至今。
问：在这座城市里，有没有一个地方，是你常常去、总觉得特别亲切、像家的地方？
答：我以前以为唐人街只是人们来买菜、见朋友、吃午饭、去教堂或探亲的地方。但我没意识到的是，唐人街最初的根源，其实是一个为那些从西部逃离暴力的华人提供庇护的避风港。这完全改变了我对唐人街的理解。
当疫情来临时，唐人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避风港，让我可以安心地待在那里，不用太担心会遭遇随机的暴力攻击——虽然这种攻击确实也在这里发生过——但整体来说，那里的氛围让我觉得更安全，更自在。
本文由纽约移民记事网（Documented)记者许可翻译
